山西开启补偿模式保护生态环境虎尾兰属

山西：开启补偿模式 保护生态环境

1月2日消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生态补偿制度”——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这对正在进行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的我省来说，好处多多。

老话题新举措

“生态补偿”不是一个新话题。打个比方，河流上游区域为保护生态，限制发展工业生产，导致经济落后，享用了清洁水资源的下流区域就应该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就是生态补偿。因地域不同，生态补偿可涉及河流、森林、草原、湿地、矿产资源等多个领域。

2013年12月22日，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袁进告诉记者：“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讨、研究生态补偿机制，2011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和相关《实施意见》形成草案，但时至今日未能出台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文件或政策。”袁进说：“该《条例》和相关《实施意见》如果出台，将明确生态环境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办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细化各领域生态补偿的实施细则，形成奖优罚劣的生态补偿机制。”

袁进同时指出，由于生态补偿机制涉及部门众多，牵涉行业范围极广，各方面意见难以获得最终统一。目前，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着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生态补偿方面，作更多试点和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的再次提出，必定会加快生态补偿政策的出台，提升和解决重要生态保护区域的保护力度和积极性，也必将给生态补偿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探索空间，进而推进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形成积极主动治理污染的新局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省环保厅生态处副处长徐丽花介绍，我省作为矿产资源大省，资源带来利润的背后饱受着环境污染的诟病。长期以来，以煤炭资源为主的矿产资源超强度开采，及其相关产业的无序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重点城市空气污染长期徘徊在全国前列，有限的水资源也曾有水皆污，成为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徐丽花说：“煤炭资源整合后虽然提高了矿产品的采矿率，大幅度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程度，但由于采矿企业众多，造成的生态破坏程度依然十分严重，相关污染物排放总量也不是个小数字，急需将目前的煤炭开采生态补偿机制法律化。”

行动快受益早

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白振华告诉记者：“在积极吸取个别省、市在跨界断面考核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省政府2009年下发了《关于实行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的通知》，以“治水”为生态补偿的试点，‘污染下游扣上游、净化下游奖上游’，拉开了以经济杠杆撬动各级政府强力进行水污染治理的大幕。”

2010年1月，第一次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结果对外公开发布前，各市环保局都在申请能不能缓一下，特别是吕梁市，文水县磁窑河上一个断面扣缴2340万元，真金白银从口袋里拿走，不谓不痛。

“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我省企业由被动治污向主动治污的转变。”白振华说，“为使考核工作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在探索过程中，先后对考核方案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

第一次重点解决扣缴数额过大的问题。重污染断面的扣缴数额动辄数千万元对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造成了巨大压力，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2011年将扣缴的上限定为150万元，这样各市既拉开了差距，又平衡了各市间扣缴数额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二次解决了奖罚机制过粗的问题。解决了扣缴数额过大问题后，又出现了超标一倍和超标数倍扣缴数额一样的情况。2013年，对考核方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修订后基本形成了水质污染程度与扣奖数额相对应的奖惩机制，形成了水污染越重，扣缴越多，水环境越好、奖励越多的梯次扣缴奖励机制。

白振华说，这一机制实施3年来，我省共扣缴流域水污染防治资金6.09亿元，奖励2.2亿元，在这一经济杠杆的撬动下，我省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上升了19.1个百分点，重污染断面比例下降了29.6个百分点。

谁受益谁补偿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是生态补偿制度的核心思想，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可确保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可承受范围之内，同时激励生态保护行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这一指导思想引领下，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制定了一些涉及生态补偿的相关制度和措施。

“但这一制度的利益调整格局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还不能有效发挥。”袁进说，“以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为例，我省2007年3月就启动了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国家给予我省煤炭工业三项主要经济政策：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明确50%用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实行煤炭企业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建立企业转产发展基金。”

对于历史形成的诸多环境生态问题来说，这些资金显得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我省服从国家能源战略，实行煤炭廉价甚至无偿使用制度，企业未支付开采煤炭而产生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费用，生产成本中只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部分煤矿安全费用，不含资源和环境成本，而这部分成本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导致矿产资源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

徐丽花表示，我省作为综改试验区，国家给予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生态补偿机制还仅仅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如果能进入法律的范畴，实施的效果将更好。“下一步矿山治理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争取以生态补偿的名义把三项经济政策法律化，以固化试点效果，力争在我省设定的法律框架内使煤炭开采环境成本外部化及社会化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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